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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思歷程～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院士獲邀本校〔博雅經典講座〕專題演講，激勵青年學子要和志同道合的人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日期：2024-03-05

資料來源：公共關係中心吳嵩山主任

科學的進步，都是一個人否定以前能相信的事，這種科學的發現，當然會影響整個社會的發展；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院士以「過來人」的經驗鼓勵青年學子讀書做研究，擺脫舊體制框架的學習思維，在學校上課跟老師學老師講的東西，科學的進步不會有的，當學生問老師講的不對，如果學生說的對的話，那一刹那，就是科學的進步！

十幾年來，李遠哲院士心繫全球暖化議題念茲在茲，在氣候變遷已經面臨危機的時候，「我們做的不夠」、「沒有多少時間了」，他殷切期待年輕一代學子，要和志同道合的人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在人類的歷史中，什麼是先知先覺，一個科學家。中國醫藥大學洪明奇校長全程參與聆聽李遠哲院士的演講心有所感說，大家知道的恐龍，恐龍現在還有沒有？沒有。為什麼，恐龍就是沒有先知，當初沒有一個恐龍可以預測說牠那個環境牠能夠生活，恐龍沒有先知先覺。幾十年之後，如果地球的環境變成人類很難生存的時候，我們就變成恐龍了，對吧！

洪明奇校長懇切叮嚀，大家要對地球暖化要去關心，地球是需要靠大家來保護的，如何轉變氣候變遷暖化的地球，這是中國醫藥大學很大的責任，我們要怎麼走，這是大學的社會責任。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3月5日下午在水湳校區卓越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博雅經典講座〕，邀請中研院李遠哲院士以「我的學思歷程」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由林昭庚講座教授主持，洪明奇校長、洪士杰院長、陳易宏副院長等校院主管和師生參與踴躍，會場座無虛席，會後並開放提問氣氛熱絡，師生獲益匪淺。

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院士於3月5日當天早上剛剛從舊金山回來台灣，他說，前兩天都沒睡覺，前天早上忽然感覺身體很冷，心跳變成90，那時候我就擔心也許就要說再見了。我小孩子在夏威夷當醫生，他打電話來說：「很危險，爸爸這個很危險。他很擔心，還好在兩個鐘頭以後就好了。那時候很冷，我心臟一直跳一直跳，還被保溫兩個鐘頭。我小孩就說：「應該是沒問題了」，所以我就趕回來。我講這個是因為前天晚上真的擔心不能到這裡來演講。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走過的路」，這走過的路啊，我跟洪校長是很相似的，除了科學以外，打棒球、乒乓球，嗯還是不錯的。小學的時候曾經代表新竹縣，我們乒乓球隊打過全省冠軍，可是有一天跟洪校長打打不過他，校長很厲害，他的乒乓球是很厲害的。

我的人生故事啊，要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我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世界大戰已經到了尾聲，日本節節敗退，美軍已經打到臺灣的空上，那個時候美國B-29超級堡壘轟炸機飛的高度很高，差不多要到1萬公尺左右，那時候可以飛到1萬公尺的飛機是很少的，日本的高炮已經打不到。它們安全的自由翱翔，然後就選擇地方打。我們上小學一年時候，就是日本開始轟炸臺灣，一開始轟炸大家跑到山上去躲避，所以我們小學一上課，就是「解散」。

我到山上躲避，在山上總共躲了一年半左右，對我來講是印象最深的地方，因為那個時候臺灣的山，除了農家之外很多都是原始森林，我在小孩子時，在這個原始森林裡面跑，看到自然的景象，動物啊鳥啊一些看到四季的變化，看到我們人在大自然怎麼生活，人、大自然的這些親密的關係，或者是整個農村社會的發展、季節的變化，那個時候是學了很多。雖然沒有上這個常識課教你四季的變化－春、夏、秋、冬，但是在森林裡面你都會看得見，那就可以學到更多。

二次大戰結束後，1945年我們就回到村裡面上課，那時候是我非常失望的一年。

回到課堂裡坐著的時候，老師拿著粉筆在黑板上教課，這個事情這麼無聊，在大自然裡學很多東西，到處跑、到處躲…現在也常常想這個，每個人成長過程裡面，應該有一段記憶是在原始森林裡面或者是山上過簡單的生活，看我們人類跟大自然相處應該是什麼樣。

那個時候因為戰爭結束，世界轉變的很快，看到街道的變化，看報紙以色列要建國，巴基斯坦難民怎麼樣的辛苦，報紙上每天都在講，也看到臺灣從日本的手裡面，回到所謂祖國的懷抱，然後大家看到三民主義自由平等，人是自由平等的，這個世界的改變是很大，對我們年輕人，是真的是比看連續劇更多姿多彩。

小時候，我會講閩南話、講日文，同時也學國語，在山上也能學客家話，看到世界的變化，在那個時候我們的社會不穩定、不理想、腐化、壓迫感；有一次我在紐西蘭，紐西蘭的總理開了一個會議，他問說：「李教授，我注意到你回中央研究院當院長的時候，從國外吸引了很多人回到臺灣，但我想知道的是在50年代60年代，很多臺灣的學生送到外國去留學？」。我說：「那個時候因為臺灣的學術水準不高，經濟水準也不高，甚至也是受到很大的壓力，所以年輕人很多就逃避了，跑掉了。」那紐西蘭總理說：「嗯，我們現在沒這個條件。台灣也不是說為了經濟困難，被壓迫或是學術不自由離開的，離開的是比較少，回國的也比較多」；所以以前so brain dream，腦力的消失，現在brain situation，持續的關係，那個時候是非常不理想，所以年輕人要這樣走嗎？能改變社會嗎？

小學五年級時候，有一次到書店買了一本雜誌，裡面就寫到很多不同的看法，給我很大的震動，就是說我們的社會我們是可以改的，像孫中山的中華民國的革命、蘇聯的革命，這些都是在改變，社會改變我們的政治體系，但是改的好嗎？這些年輕人的腦子裡面一直不能換取的，另外，我們看到科學的影響力，二次大戰的時候，看到原子彈丟下的時候，那時候我覺得像「原子時代」。

我們新鮮的東西都稱原子，大家穿著尼龍絲襪是原子襪，我們用的pen叫原子筆，就是很多對新鮮的事物都是用原子來描寫，有個研究原子科學的朋友就說鄰居都很怕他，有一天鄰居鬧翻怕用原子彈炸他。人類已經可以做比天然界更好的、更耐用的東西，這好像是對科學家很大的期許和期待，

李遠哲院士也沒有例外，他對科學很感興趣，是因為科學在轉變世界；大家看科學的進步，都是一個人否定以前能相信的事，這種科學的發現當然會影響整個社會的。科學家牛頓發現的東西或者達爾文的這個進化論，大家也開始知道，你看科學史，科學的進步都是某某人說老師你不對，老師你不對，如果學生對，學生說對的話，那一刹那就是科學的進步。

「你不要到學校來，只上課跟學跟老師學，學老師講的東西，你考試考100分，但是呢，科學的進步不會有的，科學的進步一定是學生說老師你不對，老師你不對而學生是對的話，科學它就會進步的」。

所以在探求世界物質運動的規律的時候，大家要知道，我們到目前為止累積的知識，可能是不對的。每次講的都是可能是不對有不少好的方法，所以我們到學校來跟老師學。如果有一次跟老師說：「不對啊，我們找到不一樣的答案，可能是很重要的」。

李遠哲院士年輕時非常崇拜居里夫人，那時候女性受到相當歧視的社會裡面，她從波蘭到法國留學，非常努力的做研究工作，她發現Radioactive有些元素，像是「釙」（Polonium）命名所發現的元素，以紀念祖國波蘭。她是不斷努力做科學研究，她做了觀測，她證實放射系是原子本身的分裂放射出來的，那時候沒有人相信，認為原子是不會分裂的。

居里夫人對自己的觀察很堅持，科學的證明她是對的，所以這個研究物質運動的人，科學家就是很詳細的觀察自我，如果你的觀察是對的，那就會堅持住，這是對的。

進入初中的時候，很多同學就有一個覺醒，相當高的覺醒，那就是說每個學生都知道的，學校這些老師叫你們來學這門課，往往像猴子關在監獄裡學習一樣，所以我們要「逃離『囚禁』成為自己的主人，過上有意義的生活」，我們要變成為自己的主人，不要再被社會或者是學校把你放在這個小圈圈的監獄裡面，而是對新世界發展的期待、對科學的幻想。

李遠哲院士回憶，小時候上國小國中寫自傳，我說我想成為科學家，追求做一個優秀的科學家，不是有名或者得獎的科學家，是想成為優秀的科學家，在自然界的物質運動的規律，從基本粒子物理化學，到生命科學的發展裡面，真的成為優秀的科學家。

其次，受到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提的或者Jackson的主張，「我們希望跟志同道合有理想的人建造比較平穩的民族的世界」，這都是我們年輕人的覺醒，我想跟志同道合的人打造更美好的世界。

年屆87歲的人，走過一生的路自己滿意嗎？李遠哲院士謙稱「還好、還好」。但是與志同道合的人打造更美好的世界，確實沒做到，雖然非常努力，對於全球暖化議題，現在面臨很大的困境，很大的困境。

在台灣大學的時候好懷念好懷念啊！我這個化學系，多唸多唸的很好，你會成為一個好的化學家嗎？我們學生討論的結果是可能不會，因為那時候臺灣的學術水準並不算很高，你選的太多課不錯，也只不過是學到了這領域裡面的東西，但是要成為一個優秀的科學家，要走入新的領域、探究新的東西，可能這些選擇性還是不夠，我常常在探討這些事，我們知道說化學只是原子分子的結合，現在的原子與分子運用，用量子力學可以瞭解彼此間的作用，是具備很大的生物分子，基本的粒子運動掌握的出它的結構，可以預測它的變化，也就是說我們世界的物質，從地球上的物質，好的分子好，最好就是變成分子原子，原子就是比電子跟原子核。基本上即便生命的現象，也從最根本的原子跟分子的運動，或者是帶電粒子，原子核一定都可以了解。

我學有機化學、無機化學、物理化學，會成好的化學家嗎，不會的。為什麼不會呢？在臺灣大學來說，學化學也沒有教、量子力學沒有教、電磁學也沒有教，那麼你選了這些課會變成一個好的科學家嗎？當然是不會的，未來怎麼辦呢？就組織一些輪講會，選近代物理的書，說我們就從量子力學開始一直念，另外第一年的暑假，我跟好朋友說好，這個暑假不回家，就在臺灣大學的宿舍裡面，我兩個人輪講，講熱力學，這對我們那時候來說是很難的，常常遇到了問題去找老師，老師就說你年紀這麼小，還不必懂這些事，雖然我們一直追問，其實到後來我還不懂。

大學裡面選修這些課夠嗎，我想可能要很多跨領域的學，所以我對大學的看法是有很大的改變，就是大學是大家探討學問的地方，學生能夠這裡來，是要跟教授討論一些問題，有機會跟別人討論問題，或者是吸收現在基礎的知識；生命科學的人選數理科學的課，有人會說你應該多學化學，那麼化學他們就說你要多學物理呀，像量子科學、量子力學，所以學校的課不一定是很好，不過那個時候臺大很自由，學生自己是團隊，是團隊輪講，研究追求真理的這個力道很強，這些熱忱還是很高的，理想性還不錯。後來我在清華大學唸原子科學研究所，唸了兩年，研究溫泉沉積物礦質北投石天然放射性同位素，後來我就到美國留學。在清華大學的這幾年裡面，我在這物理實驗、就是物理物理系，物理實驗技巧後來還是很有用的。

現在是國際化的世界，只會講英文可能是不夠的，小時候日文是第一個語言，英文講得還好，德文、俄文，很多語言都要學好，但老實說花那麼多錢學俄文有用嗎？沒有用到。因為蘇聯發表的書都被翻譯成英文，雜誌也是，被翻譯成英文，現在你們被要求學外國語的壓力上小很多了，因為全球化學過程裡面，英文變成重要的。

1965年，我決定到美國留學，去哪裡呢？那時候選了四個學校，一個是波特蘭加州大學，那個時候的波特蘭加州大學是科學家所謂天壇，就是有很好的科學家讓人敬畏、有很大的成就；後來我到波士頓，才發現這個地方有很多非常有名的科學家齊聚在這裡，來自不一樣地方的很多學生，對於社會的改變有很大的理想，怎麼樣才能建造一個呼吸、比較平等的社會，大家對人類的未來這樣的世界，有很多幻想和努力。

在Berkeley的幾年，對他們印象最深的就是學生運動，後來變成反越南戰爭的運動，這些學生運動帶動了全世界的很多學生的覺醒，我們的社會應該是什麼樣；我在Berkeley，也看到學生對社會的關懷，我非常興奮，學生好像不一樣。所以到美國最深印象是一個真正的民主自由，比較平等的國家，學生跟老師之間、學生跟工友之間都非常平等的來往，而這人是平等，職業沒有貴賤，在美國的社會裡面，我是印象最深刻的。

在Berkeley做研究，我們是可以選教授，教授也選學生，每個學生可以選11個教授，那麼做研究正式打開眼界，我先與指導教授Bruce H. Mahan討論題目後，他要我解決。我問他說：「這個要怎麼開始」，教授回答我：「遠哲，如果我知道它怎麼做的，我早就做了，為什麼要你來做博士論文呢？」，我覺得有道理啊，是因為老師不懂的東西才要我去探討。每次進實驗室，我就告訴他說「我想這樣做啊、怎麼樣做」，他點點頭「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ext?」下一步呢，我的下一步通常沒有，他點點頭就走了；我明天又來或者過兩天來，我又問他：「這怎麼做」，他還是回答我：「我怎麼知道，會做的話我早就做了」，那個時候我跟太太說，我來錯的地方，我選擇錯了。心想著：「教授，被有名的教錯。有名的學校被有名的教錯，做研究居然什麼都不知道，問他說我怎麼知道」。但是我每天在做，每天在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兩年就很快就過去了，做得也不錯。

Bruce教授有一天說，遠哲你可以寫博士論文了，我是有點生氣地說：「我來美國留學是想跟你學點東西，你沒有教什麼東西就要趕我走」，我很直率地說：「我不高興，我還要多學點東西才行」，教授回答我：「不！遠哲，你在這裡你學了很多，你學了很多，你可以寫博士論文」，我說：「我的觀點是覺得不一樣，留學是要學東西」，但是老師是要理性探討，而他覺得我是做得不錯的，但是我是覺得我能跟他學到足夠的東西。他說：「你想多學，我可以知道。你如果要留在我的實驗室繼續做，也可以，因為我有很多錢，我的實驗室歡迎你。如果你留在這裡，你可以做你喜歡做的自己的東西，錢也夠，然後一個條件就是實驗室的三位研究生也要好好照顧」。哇！天下怎麼有這麼好的事，你做你喜歡做的事，任何事都可以啊，好像全都可以做。

我想做一個離子碰撞的實驗；學化學通常是瓶瓶罐罐在做研究的，做一個儀器不是很簡單的事。Bruce就說：「你留在這裡，你做喜歡做的事」，我才發現，其實我們常常說要做跨領域的學習，然後跟別的教授學，老闆不在，好像整個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跟加州大學就變成你的實驗室，你找很多人去探討，尤其是我在發展儀器的過程裡面，我對離子的檢測跟做加速器的檢測，我看怎麼樣的用，所以跟他們學，要討論說做儀器要怎麼設計，設計完之後零件的準確度，把它組成之後有什麼樣的條件；所以那一年那真的是學到很多東西，除了物理之外，學了儀器的設計跟組裝，做能量的分析，把它向上彎，一個儀器的大小設計是有限的，所以教授看到了很興奮的說：「我們就是要看原子、分子的反應啊！就是想從碰撞的軌跡瞭解它的動態」。

李遠哲院士設計的世界上第一部「交叉分子束儀器（HOPE）」，觀察分子碰撞與化學反應機理之貢獻最鉅，於1986年榮獲諾貝爾化學獎。

1926年我到日本原子科學研究所三個月，日本政府一個很大的要求就是你在三個月以內做訪問學者不能出國，因為科學家都到處開會，訪問學者留在他們研究所的時間很短，我說好吧，就簽了。我到的那個禮拜，美國白宮打電話來說要我要去白宮一趟，因為總統要頒發國家科學獎章，我跟科學研究所的人說我不回去不行，他們說：「好，這個特殊」。過了兩個禮拜，美國化學學會頒一個獎，一個物理化學獎，那三年裡面得到了三個獎，物理化學獎、國家科學獎及諾貝爾獎。但是老實告訴你，得獎這些事啊，對我們做科學的預測重要，觀察對社會還是很重要的，因為觀察的步驟裡面，讓社會瞭解到底科學界在改革方向的發展，在社會瞭解之後，有些人有新的發展、新的成就，讓社會知道將成為事實。

1986年我回到臺灣之後，媽媽並不是很高興，為什麼會那麼不高興呢？媽媽說：「你離開芝加哥大學到Berkeley柏克萊大學，有人就說要是那個年輕人走了，這個年輕人有一天會得諾貝爾獎，已經好多年了，為什麼你沒有得諾貝爾獎呢」。第二年，我拿那麼多獎回到家，媽媽看到說：「遠哲，你為什麼不老實一點。去年為什麼花那麼多的時間說你不會得獎，而今年就得獎回來了。」可是我不曉得啊！我真的不曉得。我追求的是真理，追求是科學，做科學家，要想對社會有貢獻，要有影響力啊！

我第一次回國在清華大學做訪問教授的時候，發現訪問教授影響力太小，不但不能對整個清華大學的發展有影響力，而且對社會影響力是很小的。不過影響力啊，隨著你的成就會變得比較大，後來變成中央研究院院士，院士之前在美國科學院也變成院士，就是有些認可跟成就認可，社會上你的責任就比較大，你的社會能力，大家希望你是一個科學界的發言人，所以你要把科學目前的狀況跟發展要做意見和判斷。首先我發現我的角色從實驗室慢慢的到整個學校、整個社會、整個美國的能源部或者整個世界，所以這個影響力跟你的成就是有關的，成就要靠你的科學證明的探討，這些是很複雜的。

對於氣候變遷造成全球暖化的議題，李遠哲院士回臺灣接中研院院長，同時也接國際科學理事會理事長的時候，花了很多時間關注全球極端氣候亟待節能減碳，也參與巴黎氣候變化大會(COP 21)商議，一項不具約束力的全球協定，旨在實現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2°C以內（理想情況下是1.5°C），到2020年每年投入1000億美元幫助發展中國家，在2020年重新審視碳減排計劃；無奈現況並不理想，還相當的糟糕。

希望與志同道合的人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李遠哲院士認為，地球暖化是一個全球性問題，需要全球解決方案，人類必須遠離過度發達社會，科學發展技術方面，我們必須學會儲存、轉化和分享來自太陽的能量，期待大家共同努力。

李遠哲院士憂心忡忡的感嘆，距離2030年，還有幾年的時間，時間不多了，我可能也已經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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