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藥大學

給自己找點光～ 考試院前院長黃榮村講座教授蒞校演講『乃覺50年-如何立志與做決定』

日期：2026-06-27

資料來源：公共關係中心 吳嵩山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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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都有自己的志向，一般認為在青少年前皆可發生，也是自我認同、知性啟蒙的關鍵期，只要有短暫的觸發或「感動」，即可啟動立志；考試院前院長黃榮村講座教授受邀中國醫藥大學專題演講時，期許青年學子「給自己找點光」，它就像啟蒙的短暫光芒，光就會自行走完全程，自己形塑自己人生的風景！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博雅經典講座』，5月20日晚邀請前考試院院長、前教育部部長黃榮村前校長蒞校專題演講：『乃覺50年-如何立志與做決定』，回顧自己以前不知道怎麼立志，後來又發現做決定很重要，他舉出一些實際的例子，傳授個人生命哲學及人生智慧，讓師生深刻領悟大師就在身邊的薰陶，使人溫暖舒暢如沐春風。

先講立志；各位跟我一樣都念過小學、讀初中，每次遠足回來都要寫作文，大家開頭都會講「想起大陸苦難同胞，我們以後就是要找個機會來解救苦難。」寫作文好像是立志要幹什麼事情，小學畢業的時候，老師講一些心裡話，希望同學以後能夠做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於是每一個人都立志以後要做一個社會上有用的人。

中學的時候，我們聽阿基米德講一句話說：「你給我一個支點，那我會把整個地球舉起來。」哇、真的很厲害的樣子；後來又念到牛頓，牛頓在劍橋做三稜鏡的實驗，就是一個白色的光進來透過三稜鏡，居然可以分出紅橙黃綠這些顏色，哇，這不得了。在當時的環境是違反宗教信仰的。為什麼？因為在宗教裡面，白色是最純淨的光，那怎麼三稜鏡還分解出很多不同有色光？這是不可能啊。你怎麼把一個這麼純潔的東西還分出來，裡面原來還藏這麼多東西，這還不嚴重；後來他把這些不同光譜上的光，再透過三稜鏡，又可以得出一個純淨的白光。哇，宗教信仰的信心就炸鍋了，原來雜色混起來就變成純白的白色，信眾沒辦法接受。所以我們想：「這個科學家好厲害，他居然能夠做出這麼大的發現，後來跟信仰互相抗衡。」到了愛因斯坦的時候，有狹義相對論、廣義相對論，而且還說光會因為重力的關係或者時空曲率的關係，光會彎曲。哇，我們以前都想光是直線進行，怎麼會彎曲呢？因此，我們很多同學都說以後立志要做牛頓、阿基米德、愛因斯坦。

雖然，大家立了志，以後也永遠做不到！譬如說，去哪裡解救大陸同胞？如何去做牛頓、愛因斯坦，怎麼做呢？其實這些都是無根之志，根本做不到。

就像很多大學生，推甄來面試（interview），老師問你認同的對象是什麼？醫學生，他一定會說我認同史懷哲，讀化學的，會說我認同居禮夫人，讀物理的認同愛因斯坦；每個人都會這樣講，但是是不是能做到？不一定。這些都是在浪漫情懷底下的所謂的無根之志，沒有根的志向跟夢想。

再來講校訓，台大的校訓是「敦品勵學、愛國愛人」。敦品勵學比較簡單，要求自己；愛國愛人很困難哦，因為你要愛那個人、愛那個國？這個都是跟你無關的對象，就比較困難，可以叫立志嗎？這叫教養。校訓要讓你受教養。還有我們中國醫藥大學的校訓「仁、慎、勤、廉」，慎、勤、廉相當於敦品勵學，都是要求自己；「仁」就很困難哦，仁是仁心仁術，它是對別人的，就有點像台大校訓的愛國愛人；這兩個學校的校訓都是在講教養，就是希望同學在學校唸書的時候，有這樣的一個教育薰陶，這個不是要給你們立志用的。

怎麼樣去立志呢？還有怎麼做決定呢？黃榮村講座教授的人生經驗，假如在你感性的關鍵時刻，你只要有辦法找到一點光來啟發，那這個光，好像就會自行走完全程。

一個很出名的實驗，當年的Hubel跟Wiesel拿了諾貝爾生理醫學獎之前，他們在1960年代所做的其中一個實驗。養貓咪的人就知道，貓咪一般在出生一個禮拜內，雙眼是緊閉的；有一次我兒子讀小學時，冬天穿夾克，回到家把夾克打開，從裡面抱出一隻小貓，因為他在校園裡面看到一隻小貓咪，不曉得誰把牠丟在那邊，眼睛都還沒張開，覺得很可憐就把它抱回來。我一看，貓的眼睛沒張開，大概出生一周內就是雙眼緊閉，等張開眼睛以後到三個月大的時間是視覺皮質發展的關鍵期，這是第一個結論。後來英國幾個科學家在1970年代，將剛出生眼睛還沒有張開來的小貓，放在完全黑暗的環境，等到牠發育進入關鍵期的時候，大概四到五週大，讓牠們每天曝露在有光而且有條紋圖案的環境裡面，很短的時間，每天僅1小時，甚至更短，其餘的時間維持在黑暗中，等到牠們過了關鍵期，再把它養到正常光的環境，結果發現小貓的大腦視覺皮質的神經元，仍然有正常的發展，就是證實只要在正確的時機，就是關鍵期，給它一個火種，你也沒必要讓它用很長時間來接觸光，這種光刺激，就好像火種一樣，來啟動神經發育的程序，你給牠一點光，它一進去以後，雖然其他時間都在黑暗中，但是短暫光刺激，神經發育的程序就會被啟動，就像光會走完全程一樣，短暫光刺激即可啟動遺傳預設的成熟程序。

「人的視覺發展關鍵期又可以拉得更長。」一個很出名的現象叫做Molyneux's Problem；有一位英國貴族問一個17世紀的大哲學家John Locke（約翰•洛克），John Locke主張後天發展，假設有一個人出生就盲了，他透過觸覺可以摸到正方體、圓球體。那假設這個人後來眼睛又看得到了，假設現在外面有一個圓球體、一個三角立方體、一個正方體，不可以摸喔，當我指出哪一個是圓球體的時候，他不透過觸摸，有沒有辦法馬上指出來？John Locke（約翰•洛克）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因為科學家要先去找，出生以後就看不到，然後長大到一定年紀又可以看得到的案例。他們統計，近一千年左右，像這種案例，全世界找不到20個，所以沒有辦法去做。

最近在麻省理工學院MIT有一個眼科教授，還有一個心理學家，他們到印度發現印度這種人很多，大概有50萬人100萬人，都是屬於這類，一直到十七八歲，後來動手術才看得見外面的世界，為什麼？因為他們出生的時候不知道有白內障的問題，光被嚴重阻擋。但還是有一點光會跑進去，角膜的折色出了問題等等，結果一生出來，十幾歲，都被人認識瞎了，後來透過一個手術，MIT啟動了一個計畫，到印度去幫這些人開刀，他們看得見的時候已經都十七、八歲了，所以當他們眼睛張開的時候，就問圓球體、正方體，在還沒有摸之前，結果發現他們沒辦法，剛打開眼睛的時候都沒辦法分辨立方體或圓球，要過了大概幾個禮拜，經過訓練很快的就可以分辨圓球體、立方體等等，這可以到十七、八歲都沒有問題。

講那個貓，就是在三個月內，你只要過了這關鍵期，沒有給牠光哦，那大概會出問題；人的知性啟蒙的關鍵又更長了。比如說勵志，就是你在知性啟蒙的時候，這個關鍵期裡面，假如立志的話，會不會一立了志就像光一樣，它就會走完我的整個知性的過程啊，一般認為在青少年前，都可以發生，是自我認同的關鍵期；所以你只要有短暫的感動，你就可以啟動立志，所以有的人立志可能很早，有的人可能很晚，進了大學才立志，但都不妨礙他繼續他的志向。

講到光的概念，你說啟蒙跟立志是跟光有關？舉個例子，中國醫藥大學曾舉辦「重返史懷哲之路」活動，安排幾次學生到西非史懷哲醫院去，走史懷哲曾經走過的路，第四年還辦了史懷哲在非洲行醫一百年的紀年活動，還要求學生去了解台灣的各種醫療貢獻人物等等；我帶著同學來到了歐格威河，史懷哲醫院旁邊，史懷哲的全家，包括他自己，都葬在一個墓園裡面，包括太太與小孩；那時候我兒子立志尚不確定，對未來前途有點迷茫的時候，我就跟他說，你自費來參加，一起來來看。

大家會想，史懷哲為什麼選擇到非洲去呢？當年台灣也很落後啊，為什麼不選來台灣呢？到了法國去看，發現原來他在年少求學的時候，經常通過阿爾薩斯省Colmar市一處公園，這個公園有一座非洲年輕人雕像，那是Bartholdi（巴托爾迪）所雕刻的，當年是他弄了自由女神像，送給美國的。同學們的結論就是，史懷哲年少求學的時候經常通過這個公園，看到非洲年輕人臉上悲苦的表情，他就受到感動，所以想以後有機會一定要到非洲去。所以後來他當了牧師，30歲的時候去Strasbourg（史特拉斯堡）讀醫學院，35歲拿到學位當醫生。

當年有一個學生洪上凱，現在林口長庚醫院當急診的主治醫師，他在這過程中加入了無國界醫生組織。2023年他到加薩走廊，剛好那一年發生了哈瑪斯跟以色列戰爭，在危險之地呢，從事醫療跟人道的救援，回來以後他出了華文的第一本第一線實錄。後來上凱告訴我說：「多年前參加這個史懷哲之行，燃起了他心中一點光。」就是在那關鍵期、知性啟蒙的時刻，燃起了一點光，那個光就陪著他走完了這全程。那個光啊就陪著他走完了這個全程，然後讓加入無國界醫生，讓他繼續到加薩走廊，然後碰到這些戰爭在那邊從事人道救援的工作，可見那一道光還是蠻重要的。

知性啟蒙的時間，一般應該是在十七、八歲以前，因為在那在之前，人的智商，各項能力的發展都差不多，不過都沒有關係，相對於歐美的立志跟啟蒙，大科學家包括各行各業重要人物，他們的啟蒙都差不多發生在高中；台灣的年輕人的啟蒙大都是進了大學，可能跟制度有關。所以為什麼說大學要重視通識教育，就是要補上台灣本來晚了一點的啟蒙時間，剛好可以獲得啟示的時間，這是當年我擔任校長的想法。

台灣中小學很厲害，小學生就多才多藝，有多元創意，參加Cyber School國際競賽獲獎，但到了國高中開始被窄化，學業表現很好，在TIMSS或PISA指標都是全世界前三到五名之前，在國際奧林匹亞還有國際技能競賽也表現優異，但是多元的創意就越來越被窄化；所以黃榮村講座教授做一個簡單結論，假如能夠在人生關鍵期立志而且建立初衷，就像光在關鍵期進入眼中可以走全程一樣；就像無國界醫生洪上凱在關鍵時刻參加「史懷哲之旅」，產生了這樣的結果，那終會醞釀走完全程。

當然，小時候沒辦法好好立志跟描繪夢想的人，能不斷充實自己，人生還是機會開一扇門，還有更大的門可以開，那裡一樣是亮眼的山海，等著你的下一步。

2003年，黃榮村講座教授在教育部長任上，順道去日本京都拜訪島津製作所拜訪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田中耕一，他只有學士學位，而且不在化學領域，他也不是教授，在當時很少見。或許有人納悶，不在化學領域，怎麼會得到諾貝爾獎。那不一定呀，像去年做人工智慧領域的人獲得化學獎，然後獲得物理獎的人叫John Hopfield（約翰•霍普菲爾），他本來就是物理領域，然後來做神經網絡，另外一個是心理學家，後來就拿一個物理學獎，每個人都嚇一跳，那個人是Geoffrey Hinton（傑佛瑞•辛頓），後來在Google，因為覺得AI太危險了，所以從Google辭職，然後全力監督AI的發展。

有一次，日本名古屋大學Noyori（野依良治）拿過諾貝爾化學獎的學者來台灣，當時記者追問田中耕一你們認不認識，結果Noyori很無奈，因為幾乎沒有一個大學的化學資深教授認得這個人。田中耕一那時候設計出「MALDI質譜儀」，本校之前在立夫教學大樓六樓實驗室有買一台MALDI-TOF（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飛行時間質譜儀），那時候是要為了蛋白質體學的研究，這就是田中耕一的原理，所設計出來的，它可以量定出十萬以上分子量的完整游離蛋白質。

2004年田中耕一來台北，黃榮村部長問他有沒有經常去大學跟中小學演講，他說：「邀請很多，但是都沒有去。」問他：「為什麼拒絕。」其中一個理由，他擔心不知道日本中小學怎麼教學生，怕講得跟學校教的不一樣，會給日本家長還有學校帶來很多困擾，這種人蠻有自己獨到的視野。另外，他也擔心有人會問他小時候的志向，他說：「學生時代並沒有什麼夢想」，都沒有夢想，竟然可以得諾貝爾化學獎，有人可能無法接受；他的想法是，人的一生只要努力，就可以在不同年紀獲得創意與成就，不必太執著於夢想或立志。

黃榮村講座教授話鋒一轉，以自我為例，在年輕時在台大碰到的三個問題，一個是人性，一個是夢，還有一個是灰白虹異常知覺；述說自己怎麼樣立志，再決定要轉系轉到心理系來完成兩大經典名著譯注。

立志跟做決定是兩個是互相糾纏在一起概念；回顧八零年代的時候，從1977到1987年被稱之為「黨外黃金十年」，這段時間台灣是活耀的，環保運動、自力救濟事件等；黃榮村講座教授開始覺得，公共政策跟社會參與的關聯性這麼密切，在這個大時代底下，在台大從事教學跟研究的工作，然後校園與社會、專業與政策、知性與感性、參與及批判，要參與，有批判，互相糾纏，開始發展出三種論，一個是學者，當然就心理學家，一個是文人，所以經常要寫文章，這是感性的部分，還有公僕當了快十來年，他自稱為老派的讀書人。

921大地震，黃榮村講座教授責任就現身了，那一年他53歲，狠起心來辭去台大教職，做出一生中最大的決定，接掌行政院政務委員兼921重建會執行長重任，主導救災後四萬五千戶的安置跟重建事宜，然後從事社區總體營造、生命教育，藉著這個大災難，台灣變得更團結，那時最流行的歌「天總是攏會光」，的確是個非常不一樣的人生經驗。

台灣公務員其實很厲害的，不管防疫啊，救災、重建還有醫療，醫療也有很多醫療，醫療公立的機構也是很厲害，不是只有私立的機構。還有半導體、IT、文官體系，當年發揮很大的功能。所以一流人才要能夠進公務員，是非常重要的；孫運璿的時代，流傳過這樣一句話，他遊說：「你們如果不進公務門，將來三流人制定政策，你們這些一流人沒好日子過。」所以有一些留學的博士，蠻多的，那時候回台灣做公務員。

近年考公務員的變少，《天下雜誌》報導「公務員在崩潰中」，黃榮村講座教授接受採訪談及現在股市這兩三年，大盤上漲，所以外面經濟成長的速度很快，所以很多人第一優先都跑到各行各業去，所以考公務員越來越少，這其實很危險的一件事情，譬如說像能源配比啊，核能政策，全球暖化因應，還有兩岸互動，強化地緣性，這個都是要在不確定的狀態底下來做這些決定，是很困難的，而且都是文官體系是最重要的supporting的system（支持的系統），你沒有優秀的人來做公務員，國家很多公共事務會出問題。

從學術界到公共領域，還有到大學做校長，這裡面有什麼不同？我的看法是真的大有不同。在公務與公共領域上，第一流領導人應讓制度及組織做事，第二流讓次級主管及同仁工作，第三流自己通包或由自己人主導。但研究工作，假如按這順序，我保證做不出什麼有原創性的重要研究。做研究還外包？那能做出什麼好研究。

再來講「相信」；如果為人處事老是懷疑人，那沒人會理你。但學術上若老相信別人或相信舊説，學術界也不缺你一位。所以公務又跟學術不太一樣了。而且做研究常是化約論者(reductionist)，而公共政策要直接切入動態變化中，整個的危機處理，沒辦法讓你好好研究在做反應。

那有人說「這是換位置就換腦袋？」其實不是。「位置腦袋說」是強調人的一致性、誠信廉正的人品(integrity)，對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無私利他等基本信念，應有所堅持。但並非要一個人繼續冬烘腦袋，鐵板一塊，不知審時度勢，反而因此傷害到國家與人民福祉！

我們進了公務體系，要經常毋忘初衷。你該守住的，要守住。該變通的，要變通。當為公僕，就與當醫生一樣，或者就像一般人，常有忘掉初衷，或違犯道德倫理的時候，很多不好的事情，都會在現場無預警的重複發生，正如蕭伯納引述黑格爾的評論：Hegel was right when he said that we learn from history that man can never learn anything from history.所以我們須警覺與經常提醒醫學生，才能返回初衷，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去當無國界醫師，100個裡面去一兩個就可以了，假如沒有記住你的初衷，你就不可能去做這種事。

如果，小時沒機會立志，那時門縫小，以後還是能夠打開大門；在演講尾聲，年屆80歲的黃榮村講座教授殷切期勉在座同學們「莫忘初衷，心存公義、全力以赴」，自己形塑自己人生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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